这里,出现了本案的第二个矛盾,姑且叫做“干部队伍中少数权力在握者和多数一线办事者之间的矛盾”,或者叫“干部中基层与上层之间的矛盾”。毕竟,不是所有干部都能被称为“领导”,有权力指挥别人办事的才叫领导,被别人指挥着忙里忙外、鞍前马后的只是基层干部(在中国古代,这一区别大概相当于“官”和“吏”,两者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。明朝末年的官员们可以贪污腐败、醉生梦死,但在驿站当差的李自成同志只能被裁回家,最后揭竿而起)。
能够从形式主义中获利的只有执掌权力的上层干部(或者用一个词,“官僚”),而多数在一线办事的基层干部由于直接接触群众、直面社会上的各种矛盾问题,反倒是更倾向务实的,他们希望解决实际问题。于是,我们就在疫情中听到了这样的抱怨:“前阵子,一天能收10多个部门的文件,都是安排防疫工作的,看上去好像都很重视,实际上没有一个文件、一个部门帮我们解决一个口罩、一瓶消毒水的问题(湖北某乡镇干部语)。”
关注这个问题的读者可能还听到过这样一句话:“形式主义是被官僚主义逼出来的。”换句话说,正因为上面搞官僚主义,下面才被迫接受了形式主义,不形式主义不足以应付官僚主义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?